三十年前，我曾想过离开北京，但是赖到年底也没走成。这时我的单位忽然接到新的上级机关一个通知，要选派一人到西藏去，就是今冬，去写一本名叫《100个西藏人》的书，写完翻译成全世界二十多个语种，对外出版发行。在进藏人员的选择上这次采取民主，号召自己报名，单位推荐，局里决定，年内出发。新的上级机关是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旧的是文化部。

与身边怕得要死的同事相比，我当时的心情是欣喜若狂。同事多半是年纪轻身体又好，名校毕业还会写作，有的刚从国外回来正等着提拔，安排一项艰苦的工作进行考验，望其立功服众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但我心里暗暗有数，第一，古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对于有些人每样都是一座山，加起来是三座。天是寒天，而且元旦就要来了，紧接着春节也要来了；地是高地，喜马拉雅山是世界屋脊，即便在屋脊下面，也没有北京的屋子里面暖和，据说还会像生病一样有高原反应，倘若真的病了还会死掉；人是藏人，吃饭喝水洗澡睡觉说话，统统都比不上和爱人在一起。浑然而不顾这些的，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假的战士一上真的战场就不见了。

这便有很大的可能把机会留给我，我好像才是那种真正的战士，并不把这三座大山放在眼里，虽然这一年的冬天，我的儿子还在襁褓中，妻子还在月子里，一年前我还把离退休的父母接到北京一起住着。虽然这一年的体检，查出我有严重的前列腺炎，但这些都不能阻挡我进藏的决心。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其中的秘密，我要去西藏的原因第二才是要去西藏，第一是要离开北京。

我几乎胜券在握，因为我知己知彼，中国外文局固然人才济济，曾在这里工作的作家和诗人，老一代的有叶君健、吕剑、徐迟，新一代的有高行健、北岛、艾青的女儿韦黎明等。然而随着他们的调走和出国，以及诗的局限，目前能够在限定的时间内写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的年轻作家，恐怕非我莫属。我第一个报了名，相信自己会写好，当然这个好是文学上的，政治上的能不能达到要求到时再说，至少这段时光我会在那里度过，但愿有人把这一件事视为惩罚，抵消我的另一件事。

同事们看我的面部表情分别是惊讶、怀疑、惑然不解和如释重负。随后，北大毕业的海子的师弟，刚刚分到单位第二年就要追随海子而去的青年诗人戈麦也报了名。那时候他只是每天写到深夜，没有一点儿名气，如果只去一人的话没他的份儿，如果可去两个人，说不定雪山的禅意和活佛的开示能把他给救了。从当天的信息来看，全局只有我们两个热爱文学的人才会将此事与热爱生命视为等同，绝无第三者。

当天下班骑车回到家，我看了儿子一眼，把进藏的事情告诉了父母和妻子。他们都愣了，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很快，过年我如果没打电话回来，一定是那里山高雪大，线路不通，千万不要着急。他们又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也许在那里把一本书写完，也许把采访的材料带回来写，但要完成一百个人的采访得花很长时间。写这类书往往还要补充采访，这么远的路程再跑一趟很不划算，带回来写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他们又都愣着，然后低头陷于沉默。

单位领导让我这几天可以不上班，在家陪陪父母妻儿，多准备一点儿厚的衣服，不够的买。最好再去做个体检，随时等候通知启程。

不料——在这篇文章里将会出现很多不料。不料突然有一个电话从拉萨打来，原来那里的雪山寒流并没有阻断通讯，西藏的外事局告诉我们不要去了。电话说，藏北高原的积雪要到第二年的五月才能融化，此前没有道路，人和车辆都无法通行，去了也只能住在拉萨。

我认为这是天意，留我在北京家中过一个三世同堂的年。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么春天来了，初夏的五月不也临近了吗？等到藏北高原的冰雪融化，那一百个西藏人还是我的。

大年初一吃饺子的时候我把墙上的挂历从二月翻到五月，眼前出现一幅藏北高原的油画，冰雪融化的山上有了房屋和帐篷，河流和草场，牛羊和藏民，一百个西藏土著绽开笑脸，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用镶上金边的碗盛满酥油茶迎接我的到来，嘴里说着扎西德勒。他们身上的棉袍换成了单衫，姑娘们的裙子鲜艳夺目，白的像雪莲花，红的像藏红花，五彩缤纷的就像摇曳在青青草丛中的格桑花。

对西藏的神往起源于我的小学课文，历史课里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王子，政治课里的喇嘛和班禅，哈达和天珠，地理课里的喜马拉雅山和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江和布达拉宫，自然课里的牦牛和藏羚羊，青稞酒和酥油茶。最诱人的则是课外，在我偷看的课外书籍中，还有最诱人的活佛和转世灵童，天葬、神鹰和迷宗……有如一长串佛珠上的神秘字符，每一颗都从我的少年摩挲到青壮以至老之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