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暴发，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各地陆续封闭管理，这一场疫情给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也给各行各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出版企业而言，疫情的暴发打乱了原有的图书出版计划，正在处理的各项工作或放缓或停摆，但身负宣传教育使命的出版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赶赴出版第一线，各地出版企业纷纷在较快时间内出版了相关的书籍，且大多图书先行采取电子书的形式上线，供全民免费阅读。在这次疫情面前，出版业交出的答卷不可谓不好，但是同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小出版企业在面对大型公共事件时展现出来的集中性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疫情时期的出版情况及问题

随着时代进步与经济发展，我国现代化出版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然而，在当前的疫情大环境下，当前的出版企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出版企业需要采取科学高效的措施和方式方法进行处理以及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出版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这对促进我国出版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集体反应迅速，但质量参差不齐

与17年前非典疫情暴发时类似，广东出版人又一次走在了前列。武汉封城当日，广东科技出版社便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电子版率先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时间，各方媒体竞相转载，纸质版也开始在全国发放。十天之内，该书的蒙古文、藏文、彝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版本等纷纷上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出版社几乎都开始迅速发力。1月28日，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问世；1月29日，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手册》，等等。截止到2月上旬，全国各省出版社几乎都有疫情相关的书籍。在这场疫情面前，出版人集体反应迅速令人称奇，大多数书籍都是十天之内完成，最快者三天之内。但不同于新闻，速度对出版人而言是极具考验的。三天之内从编辑组稿、校对到设计排版、印刷成册，这一系列流程急需要大量的人力，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出版异常艰难。纵观目前市场上疫情书籍，选题重复率极高，尤其是科普类图书内容同质化严重，这与非典时期的扎堆出版如出一辙。

（二）线上产品丰富，但接受度不高

与非典时期的疫情书籍不同的是，随着出版电子化水平大幅提升、各数字平台日益活跃，此次疫情书籍大多以电子版的形式先行发布，各类有声书也获得了广泛关注，且发布平台由上至下实现大幅度跨越，既有学习强国、亚马逊、喜马拉雅等主流数字平台，也有数量众多的出版社自媒体平台。根据开卷数据，多家数字内容平台反馈，仅在今年春节前后，新增用户数量相比一般时期有超过20%的增长，甚至有的平台新增用户数相比一般时期增幅超过300%。新增用户数增长的同时，日均活跃用户数也有10%-30%不等的增长，且用户使用时长也有明显提升。但用户阅读的内容仍然集中在文学、传记、社科等，对疫情书籍的关注度显然与出版人的热情形成了一定反差。

（三）题材多元迸发，但深入反思不够

根据数据显示，自疫情暴发至3月中上旬，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选题多达570种，内容涉及科普知识、疫情防控、健身防疫、法律法规，等等，同时，受众群也辐射到幼儿、少儿、中青年、老年各年龄段，还有针对各行业、各类别的相关书籍，如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知识50问》、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心理防护手册》，等等，题材多元化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各省出版社都在选题方向上发力，仅一省的出版内容便覆盖了多层次、多种类的受众需求。仅以江西省为例，省内十家出版社自2月初开始都根据自身优势选取了不同的选题方向。2月4日，江西高校出版社先行出版了《写给儿童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2月5日，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手册》(电子版)发布，2月5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抗疫”纪实诗集《行记中国——我们在一起》，2月7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手册》，2月9日江西高校出版社再推出《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学生防护手册》。但纵观各类书籍内容，基本以浅显的科普内容为主，少量激励人心的文学作品，对疫情进行深刻剖析解读的不多，这与2003年非典时期的出版情况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