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淮南子》国内外全译本同年问世

《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汇集体智慧编著而成，旨在“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1]，颇具思想光芒和哲学魂魄。 《淮南子》在内容上博采诸子百家之长，尤以“道”统摄之，强调淡泊无为、出入经道，堪称集诸子尤其是道家之大成，因而被近代著名学者赞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2]。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之前)刘安入朝进献《淮南子》，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随后汉武帝为封建大一统计决定“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淮南子》、道家以及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一同遭到贬黜。耐人寻味的是，其时《道德经》及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已经广为人知，《淮南子》虽为道家集大成者却刚问世不久，还未来得及传播开来。被贬黜时机上的差异使得《淮南子》在国内传承和国外译介相较于先秦诸子典籍而言要艰难得多。仅就《淮南子》在英语世界译介而言，直至1884年才出现“零星篇章的节译”[3]74，至于全译本则要迟至2010年。巧合的是，2010年中国学者翟江月携手牟爱鹏翻译出版了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即HuaiNanZi[4]，下文简称翟译本HuaiNanZi或翟译本；同年，美国学者马绛领衔四位主译合译出版了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即TheHuainanzi[5]，下文简称马译本TheHuainanzi或马译本。两英译本同年问世，一个由中国学者合译，一个由美国学者合译，使得两译本对比研究极具学术意义。 如，对比研究两译本副文本后发现，马译本创设诸多副文“更便于英语读者登堂入室，从而有效、充分地阅读和领会”[6]13――这对今后国内策划出版典籍译本不无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集中对比探讨两译本的出版与接受，以期能为中国典籍有效译介提供些许启迪。

二、两译本出版发行对比

(一)出版走品牌路线

翟译本HuaiNanZi是“大中华文库”系列的精选典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恰巧与马译本TheHuainanzi几乎同步面世，使得对比研究更富有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986年，于2009年扩建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成为广西首家出版集团乃至中国首家地方大学出版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兼顾为教学科研服务和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侧重于教育教学、学术人文和珍稀文献等相关书籍的出版，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截止目前，约二十家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先后通过竞标成功参与“大中华文库”典籍译本的编辑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是其中一家。另外，翟江月参与翻译及出版的《管子》(翟江月今译，翟江月英译，2005)、《吕氏春秋》(翟江月今译，翟江月英译，2005)、《战国策》(翟江月今译，翟江月英译，2008)和《朱子语类选》(翟江月、马晓艳今译，王晓农英译，2014)等也都属于“大中华文库”系列。

马译本TheHuainanzi是“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系列的重要作品，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进而言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893年，堪称百年老“店”，在出版原创性作品方面颇有声誉；它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系统，但独立运营，且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促进文学、史学、理学、经济学兼及其它学科的发展。所言“亚洲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重点规划的拳头产品，自上世纪60年代起至今已经翻译出版了100多部亚洲代表性经典作品，涉及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大部分作品源自中国典籍。顺便提及，领衔主译马绛教授在该出版社出版的译著除TheHuainanzi(2010)和TheEssentialHuainanzi(2012)外，还有TheDaooftheMilitary:LiuAn’sArtofWar(2012)和LuxuriantGemsoftheSpringandAutumn：AttributedtoDongZhongshu(tr. by Sarah A. Queen & John S. Major, 2015)也都属于“亚洲经典译丛”。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译本选择的出版社都有一定声誉，在人文学术出版领域有一定成就和经验积累，而且分别将各自出版的译本都纳入了自己重点打造的丛书系列。其中马译本所属“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系列已有半个多世纪，迄今精选出版了100多部亚洲代表性经典作品；而翟译本HuaiNanZi所属“大中华文库”系列业已20余年，迄今已经精选出版了100多部堪称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单从数据上分析，“亚洲经典译丛”历史更为悠久，业已历时50余年，出版了100余部作品，涵盖亚洲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大中华文库”用时只有20余年，出版了100余部作品，涵盖中国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另外，“亚洲经典译丛”并没有拟定一个有限数量的出版目录，只是根据著作实际情况逐年调整和出版；而“大中华文库”事先规划了一个涵盖110部(种)典籍译本的出版目录，只是汉-英对照出版归为第一期，汉-外对照出版为第二期罢了。总之，两译本编辑出版都走了品牌路线，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译介传播。